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的“贵州经验”

　　提问:“西江模式”的确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正能量,如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西江模式”是否可以理解为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的“贵州经验”?在当下贵州省委、省政府推动的“大文化大旅游”发展战略背景下,它有何借鉴意义?

　　李天翼:贵州历史上作为一块开发较晚的土地,外界对她产生像“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样诸多的误读。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贵州这几年奋发有为,在冲出“经济洼地”,构筑“精神高地”的过程中,贵州不断涌现出让全国耳目一新的众多精神名片。

　　“毕节试验区”“贵安速度”“大发精神”到“多彩贵州”成功塑造都是构成发展中的“贵州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我认为经过十年实践探索出来的“西江模式”也可以成为构成“贵州经验”的单元。“西江模式”之所以成为“贵州经验”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它的价值中心指向很明确,就是通过文化旅游来促进一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通过以点带面牵动全局,进而实现兴黔富民,最终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

　　麻勇斌:民族文化旅游,是贵州“大旅游”的重要基础和特色所在。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根本资源是乡村资源。乡村资源的原生结构,本身是有很大缺陷的；乡村的自组织能力,不能满足发展“大旅游”的内在要求；乡村旅游的资源浪费、资源闲置、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是普遍存在和长期存在的问题。

　　因此,“西江模式”,无论是作为可复制的村寨跨越发展的重要经验,还是作为西江苗寨面向未来解决问题、加快转型、加速发展、创造奇迹的方式方法,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贵州的“大旅游”,需要来自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的“西江模式”。

　　汪文学:我省是国内较早进行乡村旅游开发的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就有3000个左右。“十二五”期间,我省乡村旅游收入达700多亿元,带动社会就业287万人,受益人数570多万人。不同的乡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也有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经验。像西江这样经过近十年旅游实践而积累起来的,被外界所称为的“西江模式”,我想各界要加强对它进行研究与总结,既要探讨它的不足,也要看到它的优势所在,一旦弄清了它的利弊得失,就会有作为“他山之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