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撒谷在池塘”的奥妙
苗族过“尝新节”时，鬼师要唱《谷穗歌》：
央与仰和妮，居泉水坡脚，造田开水沟，撒谷在池塘，捉住水牯牛，教水牛犁田。牛轭挂肩头，叫它犁池塘。
姜央是苗族始祖，他的两位夫人“仰”和“妮”则是稻作农耕的创始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撒谷在池塘”。不是在稻田里“撒谷”，而是在“池塘”里“撒谷”。
普通野生稻一般生长在湿地边缘，所以，在野生稻被驯化为栽培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稻作农耕实际上都是在湿地里进行的。笔者亲自考察过湖南省道县12000年前的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万年县12000年前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从周边环境判断，这三处野生稻采集阶段的稻作遗址，12000年前都应处于湿地环境之中。笔者也亲自考察过江西省东乡县野生稻原位保护区、湖南省茶陵县湖里湿地野生稻国家级保护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野生稻保护区，亲眼看见普通野生稻生长在池塘里。因此，笔者认为《谷穗歌》里所唱的“撒谷在池塘”是真实可信的，这里的“池塘”其实就是在大河边或湖沼边缘围起来种稻的湿地，而且原始湿地稻作确实都是“撒播”，不插秧。
作为姜央夫人，“妮”这个名字颇有深意。“妮”的本义为“阿妹”，黔东南苗语作“nil”。但是，“阿妹”含义的“nil”又与“采摘”含义的“nik”相通，由此可知“阿妹”专事采摘，采集野生稻穗可能就是她的主要工作。另外，从音声变化规律来看，前文提到的“nax ninf dlaib”的“ninf”(“用摘刀摘”这一动作)很可能也是“nik”的鼻音化。综合上述三个苗语，我们可以知晓在古苗人的生活中，采集野生稻穗是由女人承担的，而且就是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将野生稻驯化成了栽培稻。
不管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苗语都称“na”(此处为比较方便起见，姑且不标声调)，可知苗族一直与稻亲密接触，并不在意野生稻与栽培稻的阶段性变化。古日语中最古老的稻的称呼也叫“na”，证明日本列岛的稻作文化直接源自苗族。古越族也是传统稻作民族，他们称稻为“kgou”、“khao”、“hao”、“ao”或“ou”。有壮族学者认为，“kgou”才是“稻”最古老的称呼，广西又有丰富的野生稻资源和许多古老稻种，所以应该是古越族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但是，古日语中保留的“na”从完整保留大陆文化初始发音和初始形态的日本文化传统层面向我们反证，“稻”最古老的称呼是“na”，而不是“kgou”。另外，苗语称稻为“na”，而壮语和布依语称稻田为“na”。从先有稻，然后才会有稻田这个常理来讲，最早创造稻作文化的也应该是苗族，而不是古越族。
湖南澧阳平原分布着许多非常古老的稻作遗址，城头山遗址最为著名。该遗址呈圆形，直径约300米，有环濠和城墙，距今6500-4200年，经历了汤家岗、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四个文化时代。城墙始建于6000年前，有东、北、南三个门，东门附近出土了附带灌溉设施的稻田(6500年前)和祭坛(6300-5800年前)，可见早在6000年前，这里就已经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稻作祭祀了。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木材和炭片，经日本学者检测，发现80%以上是枫香木[2]。日本学者随后对遗址周边的植物孢粉进行检测，却发现枫香树孢粉的比例很低，不到10%。这就说明遗址周边并不存在枫香树自然林，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枫香木是由于遗址内的宗教祭祀需要而特意从远处搬运进来的。
说到枫香木与祭祀，我们又会想起苗族。苗族自古崇拜枫香树，传说苗族祖神“蝴蝶妈妈”就是从枫香树的树心里飞出来的。“蝴蝶妈妈”飞出来后，生下十二个蛋，由鹡宇鸟孵化，最后从黄蛋里孵出了苗族始祖姜央。
苗族形成于何时何地，众说纷纭。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形成需要以统一的精神信仰和能够支撑其发展的生计方式为前提的话，那我们则可以断定苗族形成于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一带。她是以稻作农耕为基础，以枫香树信仰为核心凝聚而成的。
城头山遗址的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具男性尸骨和两具女性尸骨[图3]，年代距今5800年。男性尸骨脖颈上佩戴着玉璜，可知他生前是城头山古城之王。经复旦大学基因学专家检测，其基因属于苗瑶系统。埋在旁边的两个女性应该是他的两位夫人，这就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苗族《谷穗歌》里提到的姜央和他的两位夫人。城头山遗址出土陶器的器形变化显示，从5800年前起，澧阳平原的稻作农耕开始以城头山遗址为起点而进入扩张期，所以笔者推断，苗族最早有意识地从事稻作农耕的地方就是湖南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一带，那里既是苗族形成之地，也是长江中游大规模稻作的起源地。
注：
[1]李国栋著《稻作背景下的贵州与日本》[M]第十一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
[2]安田喜宪《长江文明的环境考古学》[J]，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编《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C]，文物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