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不挠、急公好义，是贵商帮的优秀特质。而在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贵商已不再是狭义的范畴，它是立足贵州，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更为庞大的投资兴业群体!

　　A、三个贵商的故事

　　黄秋是黔西南施达地产的董事长，学工民建专业。1991年，黄秋辞去公职，在银行贷20万元，成立了黔西南州首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然后，用15万元买下15亩地。开发第一个项目时，房没建好，184套楼花全部售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60万元。

　　第一次成功，让他找到自信的同时开始自我膨胀。做蓝带啤酒、游戏机贸易、百货商场、矿产等，见什么做什么，一下子开了15家公司。摊子铺得大，资金分散，管理跟不上。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所有公司全线亏损。最致命的是投入3000万元的金矿、锑矿地质勘察失误，血本无归。做得很好的保健茶，被骗走全部货品，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施达集团一下子从年盈利1000多万元的公司负债累计达1.3亿元。黄秋从一个事业高峰跌入人生底谷，200多个员工，走了150多个，所有债主天天上门索债。走投无路的黄秋只好把茶厂、牛肉干厂、煤矿、家具厂、四个金矿、四个商场等全部卖掉。最高一个矿卖了15万元，最少的一个商场，才卖了几千元。留下了房地产。

　　召集没走的施达人，黄秋开了一个决定生死存亡的会，是解散公司他去坐牢?或是大家抱团，拿出所有的积蓄，绝地一搏?

　　黄秋把祖上老宅抵押贷了几十万元款，51个员工拿出所有积蓄，共筹资200多万，付了一块地的定金，开发后赚了1000多万元。此时是1999年。经历那次大劫后，黄秋以房地产为主，一步步做大。曾经他开发的地产占兴义半城。再后来进入医药、旅游、教育产业。企业做得很大，有数十亿元规模。企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部队通讯员出生，军校毕业的陈庆忠是云南贵州商会会长和黄秋几乎同期下海。卖汽水起家，进入娱乐业。在1994年，陈庆忠在昆明开了4家KTV。经历了日进斗金的黄金以后，在1995年，所有KTV因亏损被迫关门，赚的上千万元身家全部亏掉。

　　陈庆忠回到原点。1998年，陈庆忠进入银行、政策支持的汽车贸易业，重新站了起来。用二十余年的时间，陈庆忠把产业覆盖到殡葬业、房地产、酒店、物流、金融等，企业资产过百亿元。

　　和所有闯世界的福建人一样，大学毕业，陈湘便从福建来到贵州。1991年抓住加油站向民营经济开放的那拨机遇，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却在民营加油站收缩时，投资铁合金冶炼失败。

　　三人几乎是在1995年经历过生死关，之后，便不再犯错。吴晓波在《大败局Ⅱ》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三人似乎都具备。

　　贵州籍策划人王志纲总结贵商发展路径有两点：要么靠力气，要么靠文化，学而优则商。黄秋、陈庆忠、陈湘三人属于后者。都受过大学教育，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对市场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整合的天赋。“老干妈”陶华碧属于靠力气的。

　　B、关于商帮

　　1902年，上海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

　　中国最成功的商邦是晋商，出生在穷山恶水的山西，商人运粮到北方，拿粮食换盐引(明朝盐是国家专卖的，盐引就是买卖许可证)，山西境内也盛产盐。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发家。到了清代，晋商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莫斯科、彼得堡、日本等十多个地区都有山西分号。晋商不读书，银行进入中国后，邀请山西票号入股，被拒。于是，晋商放弃了进入现代银行业的机会，最后衰败了。近年，依托于煤炭资源再度崛起，可伴随着现代晋商的是豪赌、豪宅、豪车等土豪符号，与当年老晋商“汇通天下”的辉煌不可同日而语。

　　徽商同样出生在穷山恶水的贫困山区。发家靠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与晋商的机遇相似，徽商也是靠运粮贩盐发了家。徽商是读书的，徽商只有家，没有国的意识。把辛苦赚来的钱不是花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发展上，而是个人消费——— 修祠堂上，大约建了6000多座大祠堂。仅胡忠县胡氏祠堂，一次维修就花了1300万两，相当于清延购买10艘铁甲舰。另是养“瘦马”(相当于今天的夜总会小姐)。1832年，盐政“改纲为票”，废除盐业垄断经营。只知穷奢极侈的荒淫，政策风向一变，马上变回原形。

　　浙商，堪称中国商史中之“第一商帮”，被台湾商界誉为“大陆之狼”，享有“中国犹太人”美称。浙商有世代相传的工商业传统，其文化传统中，勇于闯荡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务实功利，注重实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浙商有提倡“功利”“重商”的区域文化特点，“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是浙商的商业品质。这些品质，对正在崛起的贵商，都是很好的借鉴。

　　关于贵商，贵州籍策划人王志纲是这样看的，第一，从来没有贵商帮。黔地开化晚，民以前无历史记载。第二，历史积累不够。比如徽商，是从黄山茶山，顺新安江贩茶到杭州，形成水上茶道成就了徽商。而浙商，早在2400年前的战国时期，浙江人已然行走四方，为天下商贾。唐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清及民国初，浙商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民国时期，浙江财阀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浙商创造的“浙江模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推动力。

　　不过，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贵州，国内外，已出现一群革故鼎新，顽强拼搏，敢冒风险的开拓者，如凭借“诚信经营”占据了行业制高点“老干妈”陶华碧、张之庭，建造奇石王国的王伟，包括江苏的龙昌明、北京的刘江、广州的刘晓松等，正在成为新一代贵商的主体。

　　有专业人士总结中国创业者的十大创业特点，包括强烈的创业欲望、超乎想象的忍耐力、开阔的眼界、善于把握趋势又通人情事理、敏锐的商业嗅觉，即商业敏感性、拓展人脉的能力、谋略胆量等。他们身上都同样都能找到。

　　不过，在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贵商已然不只是贵州人的贵商!

　　C、贵商精神

　　关于贵商，省委书记、省长陈敏尔的定义是：“诚信为贵，财富如山。”这是对贵商精神的高度概括，更有对贵商的期望。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总商会)主席李汉宇说：对于贵商，第一是大山精神;第二是大海的情怀。走出大山，奔向大海，似乎是贵商集体无意识的行为，随后是兼收并蓄，吸纳多元文化，多家商道，于是成就贵商的精神气质———深沉、坚韧、包容、大气。

　　古代贵州，关山重锁，人们过着“赶三吃饭”的原始生活。宋代的买马道，使贵州与外界有了小规模接触。明代朱元璋立卫所、行屯田、治驿道，贵州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大开发。明清古驿道形成，贵州与中原进行大量经济、军事、文化的交流，形成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征的安顺商贸文化、黔东南木商文化、遵义酒文化、都匀茶文化、药文化……，历尽千辛也要把货送达的马帮文化，其价值内核是契约精神，也是贵商精神。

　　在清中后期，贵商相继出现了佼佼者，如贩盐致富、扩建茅台酒厂、支持辛亥革命的华之鸿，广设商号、将商号打入香港和东南亚的“安顺四大商号”之首的帅灿章、毕节刘熙乙、名扬上海商界的蔡衡武、实业金融家赖永初等。在解放初，帅灿章先后资助4.7亿元人民币、折合黄金5307两建设贵阳，其义举表明贵商在那时候的影响力和公益精神。今天的贵商杰出代表，同样具有这种精神。

　　在这些成功的老贵商身上，同样具有晋、徽商百折不挠的韧劲，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兼具浙商超人的市场嗅觉，闯荡冒风险的开拓精神，务实功利，注重实干求实效和不等不靠、自立自强的文化特点。

　　同时，也如王晓波所说的，“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不过，无论靠文化或力气，都需要这种企业家必备的特质，一般人不具备。

　　贵州籍策划人王志纲总结贵商精神的三个特点，一是一门心思要走出去，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二是自力更生，不等不靠不要;三是杂交文化。贵州山多，却无靠山;遥望关山，走出去，自力更生，背水一战，养成了不等不靠不要的性格;开放包容的杂交文化，源自政治流放，通道经济，汇集的名人们。

　　李汉宇说，600年前，贵商在“羊肠险恶无人通”的群山间，开辟滇贵茶马古道;600年后，有超过1000万贵州人或出山或在本土，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组建了上万家企业。凭藉顽强的生命力，山里人的纯朴和百折不挠韧劲，赢得了商业成功和尊严。”

　　强烈的国家意志，急公好义，是贵商超越许多商帮的特点。

　　贵商是市场经济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个群体!